供稿：1981级自动控制系 刘汉明 校友  编辑：校友工作志愿者  冯玲

   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北京有两所大学校名很相近，北京工业学院和北京工业大学。“京工”是北京工业学院（现北京理工大学）的简称，有十个系、一个基础部，本科生和研究生总数不足4000名。

终于到了

学校大门和主楼

   1981年8月30日凌晨1点，一声长笛，晚点3小时从成都到北京的8次特快列车终于到达内江，焦急的人们蜂涌进了站台。站在拥挤的人群中，我的脚在1分钟后才实实在在地落在了地板上，开始了激动而艰难的第一次离家远行。
   “到了！终于到了！”有人激动地喊。睁开疲惫的双眼，第一次亲眼看到美丽的霓虹灯，经过51个小时艰难旅途，我们的特快列车终于在第三天的凌晨到达伟大首都北京。
天刚亮，在北京站广场，我终于看到了“北京工业学院”的横幅和大客车。我疲惫地上车坐在了靠窗的座位上就进入了梦乡。
   “到了！”，我被邻座的女同学叫醒。车已停在学校11号宿舍楼前，我懵懵懂懂地随着人流来到了自行车棚临时改为的新生接待处。

度过难关

   在二系新生接待处，一个50多岁的瘦高的男老师问我“你来自哪儿？”我生平第一次用不标准的“普通话”说出了“四川”二字。“四川省哪儿？”我一时不知该如何说出“内江”，是“neijiang”还是“luijiang”？经过短暂思考，我做出了正确的发音。
   办完手续来到11号楼542宿舍，已有同学先到，这会儿都不在房间。上铺已满，选了个空的下铺，行李还没到，我倒在床木板上又睡着了。“行李到了！”，我被叫醒，同屋的同学们也回来了。一个来自广东的同学说了一句话，重复很多次也没能让大家听懂，他只好用笔写在旧报纸上“火车上很脏！”。确实，那时还是蒸汽机车，每次坐完火车，满脸都是黑灰，尤其是鼻孔里全是黑的。我们宿舍10余平方米，总共住了8个同学。我非常羡慕那些说北方语系的同学，认为他们说的是普通话。此前，我只偶尔能在收音机里听到普通话。活到17岁，突然感到不会说话了，我只得从头开始学说（普通）话。我认真听北京人如何说话，极力去模仿。“盖了！”是我印象最深的北京最流行语。我从一个字、两个字、    几个字地学说北京话，不会发音的字词就不说，尽量少说和简单说。开学几个月后，体育老师居然问我“刘汉明，你是北京几中毕业的？”。总算基本度过了语言关。
   晚饭，学校食堂居然没有米饭，只有馒头，而且比内江的馒头 “坚硬”而难以下咽。就“北方和南方的馒头哪个硬？”，我与朱教授在课堂上还有一次争论。每月饭票是：8斤米、20斤面、3斤玉米，对于从小吃米饭长大（虽然经常吃不饱），从没有将馒头当主食的我，是多么痛苦、难熬！我晚饭只能就着1毛钱的“辣白菜” 艰难地咽下一个或半个“坚硬”的二两一个的馒头。早饭，也只有馒头和玉米粥。我早餐只能夹着2分钱的豆腐乳痛苦地咽下半个馒头或更少。为此，从17岁高中毕业后，我1.78米的身高就没有再增长过。
   面对语言、饮食的难关，面对教育方式的彻底变化（大学教育在于学生的自觉），17岁少年的我彻底迷茫，第一次高等数学测试时，曾经初等数学100分值从未少于97分的我居然没有及格。当时，真希望有“人生快进控制器”，如果有，我一定会摁下“快进”按钮。我偷偷地掉下了眼泪，第一次认真深刻地独自做出了反思，调整心态，控制自己，终于在期末，高等数学考试得到了满分。
   我们上课，开始主要在校园东边的三号楼、主楼，大二以后也到最西边的二系和四系共用的教学楼，上完2节课一般要变换教室，有时要横穿整个京工校园，非常羡慕那些有自行车的同学。

 22811班11号楼542室友

红烧排骨

   吃，在那个年代是如此重要。3角钱一份的“红烧排骨”是同学们的最爱。为了“最爱”，我们经常第四节课逃课，因为迟了就吃不到。看着食堂师傅用大勺从菜盆里舀起满满一勺的排骨，哈喇子都快出来了；但看着师傅用强有力的胳臂不停晃动，一块、两块排骨又掉落回菜盆，心都要碎了。
   除“红烧排骨”，“蘑菇炖肉”（蘑菇和白花花的肥肉分开在两个菜盆里）也是我的喜爱。一天，我好友盛建春一起去食堂打饭，都要的“蘑菇炖肉”。平时也非常喜好“大肥肉”的他那天只想吃“蘑菇炖肉”中的蘑菇，将肥肉给了我。那个午餐，我便美美地吃了两份肥肉，是大学四年唯一一次一顿饭独自吃了两份肉菜。食堂的辣子肉丁、宫保肉丁、木须肉……也留在记忆里。
   有一年4月，我与盛建春一同过生日，去魏公村副食店买熟肉。当听到我们说“越肥越好”时，女售货员用惊讶的眼神从小窗口中看着我们。
   每当期末考试期间，学校都会发放补贴饭票，夜宵食堂也会开放，有：馄钝、包子、花生米、啤酒。几个同学就着一盘花生米，喝一瓶啤酒，幸福感超强！宋亚波与同学比赛吃花生米的速度，到现在还记在脑海里。

在京工六食堂前，刚参加完包饺子的活动，等待吃饺子的同学

京工足球

   京工足球是京工学子的骄傲，是大学足球的骄傲。北京理工大学足球队是唯一能与中国职业队抗衡的大学足球队。京工虽然是中国著名大学之一，但并不是顶级。而京工足球队却是中国大学足球的顶级，没有之一。
   京工足球是传统项目，八十年代初，曾代表北京市高校参加北京市运动会。京工足球强，也许与他的工科、军工背景不无关系。工科讲科学理性和逻辑，军工讲服从和严谨。正如，德国足球和日本足球，德国足球长期在世界足坛保持领先地位，是世界杯成绩最好的球队；日本足球从崛起后在亚洲保持强队地位；他们是足球水平最稳定的两个国家。足球是最能代表、反映一个集体、一个民族精神的体育项目，这也是当今提倡的工匠精神。在京工每年的学校足球联赛中，七系（机械工程系）的成绩最好。
   在面积不大的校园内，学校有两个土地的标准足球场，分列11号宿舍楼的东西两侧。下午和傍晚，在我的记忆里两个足球场几乎没空过。如果没有正式比赛，每个球场内都有很多小型（小场）赛，数十人在一个场地内踢球。除标准足球场以外，11号宿舍楼下，两个足球场之间，还有一个空土地，冬天浇上水冻成冰是学校的溜冰场，其他时间也是学子们踢球的好地方，几乎没闲过。我们班34个男生，几乎都参与踢球。那时的北京，天很高、很蓝，风很大，足球场每年都要铺一层细土，不久，被风一刮，球场表面都是小石子。喜欢铲球的同学腿上全是伤痕。
   大三时，我们四川籍的老乡同学组织了一个足球队，分别与上海籍同学足球队、大连籍同学足球队进行比赛，比分均是2：2。相比四川，大连和上海都是足球优势地区，也是经济发达地区，学生身体素质更好。我们球队里有同学在上大学前就没听说过“足球”。看着身材瘦小的四川籍学生与身高马大的大连籍学生、上海籍同学比赛，最后能以平局结束，令观看比赛的同学们称赞不已。四川籍同学足球队队员有：二系宋亚波和我，六系冯捷，七系冉旭东、王斌、何旭、吴志刚，八系余涌、林斌、陈涛，十系覃一知、徐刚，基础部朱军等。
   除足球外，学校有各类运动队，队员都穿着蓝色运动装，正面是醒目的“京工”两个大字。京工的其他文体活动也非常丰富，有书画社、诗社……等。至今，我还记得当时书画社社长是来自自贡的22801的范春林。

22811足球队

永生难忘

   毕业已32年了，11号楼的542宿舍偶尔还在梦中出现。
   那时，熄灯后，室友经常讨论生活、时政。印象最深的是讨论“淡水鱼与海水鱼哪个好吃？”。在那个年代，普通内地人除冰冻带鱼和黄花鱼外就几乎没吃过其他海水鱼；沿海地区的普通百姓也不可能吃过长江的刀鱼、江团、水米子等；一群井底之蛙当然不会有讨论结果。最后，有同学问没有参与争论的王力新。他的一句“只要有吃，什么都好吃！”平息了一场激烈的争论，各自流着口水进入梦乡。今天，这件事让我联想到，受“国家兴旺，匹夫有责”思想影响下，当时我们激情澎拜、热血沸腾的一些看法和观点是否有如争论哪种鱼好吃一般的幼稚。仅仅因为一个足球，热血青年的我们闹了一次小小的“学潮”，进行了一场“政变”，使年级辅导员王老师“下课”，改选了我们22811班干部。今天，我们的社会中是否仍然存在一些相似的幼稚思维和行为。
   京工四年，永生难忘。几个同学骑车从学校到通县老樊家蹭饭；每个系只有一部电视机，上百人在一间教室内围着看一台电视，《姿三四郎》、女排夺冠、足球赛；发生在北京工体的著名519足球事件；国庆三十五周年庆典；……，仍记忆犹新。苏州街、魏公村、双榆树、京蜀餐厅、颐和园、动物园、首都体育馆、103路和332路公共汽车……，每当想起这些名词，总能勾起无数美好回忆。
   今天，我早已离开了军工和制造业，改行做了律师，京工的科学理性、逻辑严谨、服从思考的教育使我受益匪浅，对我今天的律师工作十分有益。
   感谢京工！